八旬母亲杀害智障儿子：残障家庭背后的悲剧

望星，残障人士，残障权利倡导者，长期关注残障平等权利领域

最近，广州越秀区宣判了一起杀人案。83岁高龄的黄某某杀死了自己照顾了46年的智障儿子。2017年5月9日，被告人黄某某在广州市越秀区西华路家中，将事先准备好的约60粒安眠药喂食给被害人，随后用棉垫捂住其面部，再用丝巾勒住脖子致其死亡。同日，黄某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 10月26日下午，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法庭公开宣判的一件亲母弑子刑事案件。© 禾木 / 东方IC

看到这个案子，萦绕在我脑海里是我母亲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我死了，你会是最惨的人。”母亲从我小时候一直说到现在。

这句话我小时候是认同的，妈妈去世，哪个孩子不可怜呢？而时至今日，我母亲依然重复着这一句话，我就不甚理解了。因为早已成年且独立的我，已经过了母亲像老母鸡护着小鸡的年龄了。这时候如果母亲去世，我会很伤心，会很孤独，觉得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互相牵挂的人。但是成年且独立自主的我肯定不会因此而消沉，只可能擦干眼泪继续前行。

我相信我的生活乃至我的人生不可能变成“最惨”的。然而是什么使我母亲有这种执念，让她从我小时候一直唠叨至今呢？又是什么让那个母亲拒绝所有社会支持，自己亲手结束残障儿子生命呢？其实我们得看看中国的残障家长都经历了什么。

当发现自己的孩子有残障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噩梦也就开始了。这个家庭所要面对的负担是不能用任何物质来衡量的。他可能会遇到高额的手术费用，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进行康复训练(一般这样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母亲辞掉工作专门在家带孩子)，街坊邻里背后的指指点点甚至亲朋好友的嫌弃孤立。他们的孩子要面对在教育 、就业、出行、社会融入、婚恋等事关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障碍，成长之路层峦叠嶂、荆棘密布。

其实比这些更可怕的，是这些家长根本不知道在如此社会环境下他们的孩子未来在哪里。中国残障孩子家长何其的悲壮，也许能够从一句话中体现：“我活着他可能还有饭吃，饿不死、等有一天我去世了，这孩子可怎么办啊？”

或许并不是所有残障家庭都会经历这种悲壮，但是基本都会有差不多的经历。和其他中国家庭一样，他们需要在基本没有任何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将残障孩子养大。而社会对残障人士的种种恶意同样也会砸到这个家庭每位成员身上，这种缺乏支持又充满恶意的环境会让人产生巨大的压力。

长期在这样的压力的环境下，人的心理会变得敏感而脆弱，变得不再相信别人只能相信自己，变得对于外界的支持不抱有希望。这样的心理状态会让残障家庭成员抱得更紧，相依为命，也让父母从潜意识上认为这个残障孩子是自己的私有物品，可以处置他的一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母亲的“我死了，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人”的执念，和那个亲手杀儿子的母亲的动机并没有本质区别。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对家庭的支持不够，“家文化”对个体权利的侵扰；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残障问题，比如残障权利落后、社会对于残障人士接纳度太低、社会对于残障人士支持度太低。

这些问题我都不想去抨击，我只想引出一个思路：我们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支持虽然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社会支持体系已有雏形，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研究一个残障人从一出生或者残障开始的那一刻，这个人乃至这个家庭会遇到什么问题。根据这个研究，来调整公共政策，补漏补差，让每一个残障人士都能自由平等的生活，让每一个残障家庭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唯有这样才能让残障人士乃至残障家庭看到生活和发展的希望之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个人普遍感到缺乏支持，家庭感受不到社会温暖的当下，尽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支持体系，让个人在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下生活和发展，让家庭在遭遇任何变故时都能感受到社会温暖，从现实看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从根本上有助于缓解新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从长远看也是为早日实现新时代社会发展目标添砖加瓦。